在非域修了十年铁路,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。
直到我娶了当地姑娘阿米娜,一个在我眼里除了善良一无所有的穷姑娘。
我们生了三个混血娃,日子过得鸡飞狗跳也算安稳。
工程结束,我决定带她们娘四个回国,给她们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
在家乡的户籍大厅,我把一沓厚厚的翻译公证过的文件递了过去。
工作人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起初一脸不耐烦,当他看清阿米娜的证件时,整个人都懵了,手里的笔“啪嗒”一声掉在桌上。
他抬起头,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,压低声音,满脸不可思议地问:“哥们儿,你老实说,你小子到底是咋把她娶回来的?”
年,我三十出头,被公司外派到了非域K国修铁路。
那时候的我,在国内不上不下,刚跟谈了五年的女朋友分手,原因很俗套,我买不起她想要的市中心那套房。
我爸妈是普通工人,一辈子攒的钱也就够我付个首付,我不想掏空他们,就这么僵着,最后散了。
心灰意冷之下,我签了外派协议。
待遇好,补助高,合同一签五年。
我想着,出去干几年,攒笔钱,回来再说。
K国的太阳,毒得能把人烤掉一层皮。
我们项目部驻扎在荒郊野外,放眼望去全是红土地和半死不活的灌木。
工地上,中国工人和本地工人的汗水混在一起,空气里永远飘着柴油和尘土的味道。
“建国,那批枕木尺寸又不对!
你赶紧去跟那边交涉一下!”
工长老王扯着嗓子喊。
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,应了一声,抓起安全帽就往外走。
这种破事儿,每天都得发生个七八回。
沟通不畅,标准不一,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解决问题。
晚上回到板房宿舍,一身臭汗。
热水是限时供应的,得赶紧冲。
宿舍里没网,只有微弱的手机信号,打个电话回国,话费贵得吓人。
我妈隔三差五打过来,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。
“建国啊,在那边吃得好不好?
苦不苦啊?”
“挺好的妈,不苦。”
我总是这么说。
“那你个人问题……”她小心翼翼地提起,“你看项目上有没有中国的小姑娘啊?
或者回来休假的时候,让你姨给你介绍一个?”
我心里烦躁,只能含糊地应付:“知道了妈,忙着呢,先挂了。”
挂了电话,巨大的孤独感就像K国的夜一样,黑得密不透风。
工友们凑在一起打牌喝酒,吹牛打屁,可我融不进去。
他们聊的是家里的老婆孩子,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有时候,我会一个人走到营地外面的小土坡上,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部落灯火。
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耗着有什么意义,是为了那点高额补助,还是为了逃避国内那份失败的感情和无望的未来。
老王看我闷,拍拍我肩膀:“建国,别想太多。
男人嘛,先立业。
等钱攒够了,回国啥样的媳妇找不到?”
我苦笑一下,没说话。